《成为三文鱼》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我受过畜牧专业的训练，也因此修过水产、海产相关课程。几乎每本教材的绪论，总是不免提及畜牧与养殖的历史之悠久。不过，每每言及此处，也仅仅止步于此处，随即便话锋一转，来到养殖行业的现状。自然，这是农学学科的教材，面向实用的、与业界对接的技术写作无可厚非; 但我总是不禁会想，在如今智能化、集约化、工业化的畜牧水产体系中的劳动者，回望文明史上第一个尝试驯养"猎物"的人类时，他们究竟能看到多少的变化，又究竟能看到多少的不变?
《成为三文鱼》让我有种隐约地找到了答案的感觉。在人类学与STS相切的视角之下，水产产业的从业者所做的，不再是空洞的"劳动"，而是一种对人与自然相处的实践活动(practice)。变与不变在这里不仅仅是关于人自身的问题，也甚至不只是关于人类文明与文化的问题，而是一种向外延生却又内外交织的状态: 真正的问题不是人自己的改变，而是三文鱼对人的改变——在人类逐渐驯化三文鱼的过程之中，三文鱼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驯化"着人类。
这种互相的驯化/Domestication，实在是一种值得玩味的用词。从大航海时代，人类学与博物学并驾齐驱之时开始，生物学与人类学就有着无数相似又有着幽微之别的用词(这里，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进化/演化/evolution)。生物学上的驯化强调被驯化者的性状逐渐转变为对驯化者有利，人工的选择在这当中拗转了自然的选择。这里，人利用着自然，并凭借自己的意愿改变自然。但是，在《成》中，驯化并不仅仅指人对三文鱼的驯化，从非人类的视角中切入的话，三文鱼也在驯化着人类。在秩序依其意愿强行地拗转三文鱼的同时，三文鱼滑溜溜地从中扭身而出，自然的节律与三文鱼生活史的独特之处，又迫使着以三文鱼为生的人类也不得不跟从季节的脚步，"成为"三文鱼。言说到此处，我又不禁想到了生物学上用到的一个概念，亦即"动态平衡": 两者的边界在相会之时，并不是单纯的相交，而往往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这样的交融比起结果，更像是一种过程，它时刻都在动态地变化着，整体则又呈现出静态的平衡。将这个概念迁移至此处似乎再合适不过: 驯化与驯化之间也是如此，在互相的改变之中，又互相维持着不变。
(在这里，Lien自己也提到过，将三文鱼的驯化与放牧的绵羊相比较、相融合。不过，她很快就从中抽身，并直言这"未能质疑持续的物质实践与话语领域之间的关系"。好在我写的是我自己的读书笔记:D，并不用考虑这样的问题。我在此处确实想聊聊另一件轶事——在我学习家禽养殖的时候，曾听过这样一种独特的观点: 在现在，全球的鸡的总数在250亿只，而且遍布六个大洲，可谓最成功的鸟类; 而这样的成功，仅仅是因为人类"驯化"了鸡。可是如果从非人类的视角来看呢? 这样的成功真的仅仅是因为人类驯化了鸡吗? 这样的演化意义上的成功，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不也同样可以是出于鸡对人类的驯化吗?)
在《成》这篇民族志中，刚刚提到的转变/成为，也即是Becoming这个词，其实算是这一篇民族志的文眼。如果深入各个章节，这就是Becoming Hungry，Becoming Biomass，Becoming Alien等等; 跳将至纵览的视角，又会是回到Becoming Salmon. 这个词的选用本身就值得说道一二。Become并不是单纯的be，而是一种变化的、改变的、重塑的过程，一种内蕴着动态的联系; -ing也在指示着这个过程的存在，比起盖棺的定论，这更是对现状与趋势的描绘。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这里的becoming/成为，在除却对实践活动的记叙与总结外，也是Lien对自己"参与式观察"的总结。(这里有点像是反身民族志的意味?)
在围栏边、在池塘边、沿着 河流以及在任何三文鱼生活、生长、逃离或死亡的其他地方。在这些场合中， 我有时使得它们的身体(或者感觉)能够接触到我的身体(或影子)，使我的感觉和情感关注到它们的世界，使我的想象用于创造Vinciane Despret所说的‘身体化交流’的可能性。
Embodied是这篇民族志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中文对Embodied的翻译是具身化/身体化，拉丁前缀em-所表述的是进入、成为某种状态。在我的理解中，具身化代表的是一种内与外的相互呈现: 自我向外的呈现与外界对自我塑造的呈现。意志与意识在客观的现实中呈现为更为抽象含义的身体(body)，而从这个身体中折射出来的则既包含着自我，又融合有外界周遭对自我塑造所留下的印记。在这一选段中，身体化的交流正是这样的意味: communication并不止步于言语的交流(实际上，也不可能是言语的交流)，而是一种"外延的身体"之间的交流，更进一步地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借助两个不同的body进行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恰恰发生在作者遵循自己的建议、超越由“文化人类学对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物质符号学中异质物质实践的刚性观察承诺”所强加的熟悉框架时。在“成为外来的”这一章节中，她探讨了“逃逸的养殖鲑鱼”的困境。通常，这些鱼被视为河流中的外来污染物，受到环保主义者和钓鱼者的鄙视。但Lien以说服力和优雅的方式表明，它们几乎不能说是“逃逸”；相反，它们因某种意外而“无家可归”——它们更像是难民、幸存者或 fredløs（亡命之徒）。在这一转变中，李恩承认自己颠覆了先例，通过在“表征层面”进行干预，即认识论层面，强加了自己的框架。通过这样做，她超越了物理可见的范围，超越了人类信息提供者的论述，并且（也许）最接近她动物主体的体验。她所说的内容也立即变得具有非平凡的政治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研究一个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具有重大意义且紧迫的当代问题的民族志家的眼睛和直觉会超越实用经验本体论者的智慧。正如之前所记录的那样（参见林奇），与“本体论转向”相关的工作（至少在科学、技术与社会领域）的价值，似乎在这种情况下的显现，与其说是由于任何特别新颖的理论本体论承诺，不如说是尽管如此。
对《成》中最后一个章节的翻译是"成为外来的"，但我更愿意将其视为翻译中双关的缺失: Alien在这里，可能并不仅仅是指外来者/异类，更有异化/Alienation的涵义。我最初是在《工具论》/《新工具》以及黑格尔处了解到异化的概念，自黑格尔后的马克思也对这一概念有着详细的剖析与扬弃，此处不做赘述。在具体到逃逸的三文鱼时，异化或许是一个古怪的词，但我认为这十分恰当: 在这样一种对主体论转向的探讨的大框架之下，三文鱼从人类视角的"逃逸"变为了"难民"，可更进一步呢? 在养殖三文鱼的基因与生活史都被驯化改变之后，应用本体论转向的视角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便是，何以认为"难民"与"逃逸"有所实质区别? 将养殖三文鱼视为渔产后，"逃逸"自然是对其"自我性"丧失的定性(当然，更严格而言是其自我的"工具性"的丧失); 但"难民"又是何种视角、何种定性? 我每每阅读多物种民族志的时候，总是不禁会想，多物种民族志究竟是将人类学的视角广泛化，推广到非人的生命甚至非生命的存在之上; 亦或者仅仅是另一种形态的收敛，在非人的生命上投射人类的主观视角?